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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百姓钱包鼓起来是政府应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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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正在遭遇当年德国和日本崛起时的马克、日元兑美元之困，被西方经济大国的那些坚定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们推上风口浪尖。北京政府原有的所有“货币主权说”的坚持，在死死守住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发牌权的同时，“缓慢有序”地让一些亢奋不能自抑的洋人时不时地吃点泻药。这其中断不了还要悄悄地搞些“移动球门”的小游戏，以防让包括类似“舒默—格雷厄姆”对华贸易征收惩罚性关税议案成真。这些“修修补补”的平衡术玩得实在令人心惊胆跳。

　　中国经济的成长性毋庸置疑。但经济成长过程中的结构性失衡无疑是造成当前中国所有经济问题的根源。而很多过时的经济政策和保守主义的坚守则是造成中国经济成长失衡的主要推手。比如说，尽管北京经济政策掌门人的觉悟来得有些晚，但中央政府最近接二连三地针对贸易失衡祭出的税收措施，既有对冲国内资本市场流动性泛滥的考量，也有为人民币解套的味道，但远非意味着中国多年来实施的“奖出限入”政策之终结。从关税调整条文中的“暂定”和“本规定执行到年底”等字眼可窥一般。一些陈旧的“骨灰级”理财思维不改变，奢望解决现有资本主义的市场问题，实在有些强人所难。

　　华尔街的经济观察家们认为，中国目前流动性过剩问题的根源是经济增长方式不均衡，正是鼓励出口的产业政策与强制结售汇制度启动了初期的流动性问题，而内外部因素在人民币币值方面的一致性预期，深化了既有的问题。持续的巨额贸易顺差和为稳定人民币汇率而进行的公开市场干预行动导致中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极大地增加了中国国内的货币供应，造成了通货膨胀压力和资产市场泡沫的产生。除此之外中国外汇储备的快速积累也加大了关于中国将屈服于压力，允许人民币兑美元加快升值的预期。由此预期引发的投机性行为加大了中国央行公开市场干预操作的成本。

　　最近我们看到，贸易顺差以及国外资本对中国市场的投机，使央行近期频繁开出的所有金融调控药方看上去都是那么的“疗效不佳”。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评论家称之为央行打出罕见的“组合拳”、财政部奇袭“印花税”，其出台背景、作用过程和差强人意的结局也就一目了然了。2007年6月5日，央行再次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后，大约有1800亿元资金被冻结到央行的存款准备金账户。而这1800亿元人民币也仅相当于今年5月当月的贸易顺差，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也仅限于此。

　　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贸易顺差实现857.2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4％。在此种情况下，任何借口也不能“洗白”人民币。而那些专拿中国制造说事的人似乎也更理直气壮起来。今年5月在华盛顿举行第二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前夕，中国赴美贸易采购团一次性签下购买3亿蒲式耳的美国大豆（约826万吨）的大单，让美国老农乐开了怀。当中国农民望肉兴叹之际，那些大腹便便的美国人戏言，美国农民“正积极努力地耕作来完成中国的采购数量”。这好像只是“扁平化世界”中现代国际贸易中的一个幽默插曲。

　　2007年6月11日，欧盟与中国年度贸易对话前夕，好像受到美国农民的启发，欧盟贸易专员曼德尔森也突然来了精神，宣称欧盟无法继续忍受与中国的贸易赤字，并警告若是中国不控制出口，他会采取报复措施。曼德尔森坚称，欧盟与中国的关系已处于“十字路口”，他对中国处理的诸多问题感到不满，“许多欧洲国家正失去耐心，压力正与日俱增。”

　　尽管按照商务部长薄熙来的说法，欧洲人是“想提高一些谈判筹码”，乘势顺便多搭售几架欧洲空客而已。不过，现在就连阿根廷、巴西这些在国际贸易中原本无足轻重的国家也在不停忽悠，比如前不久阿根廷宣称对中国不锈钢管产品征收63％的反倾销税的案例，而且大嘴一张就是先执行五年再说，无需任何“磋商”。

　　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量部分和就业主要靠贸易和投资拉动。由于中国GDP增长的外贸关联度一直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上，如果人民币一步升值5％甚至人民币兑美元至1：6的水平，按美国人所说的人民币被低估40％，显然难以满足他们的胃口。然而即便如此，一方面在关税税率可供操作空间越变越小的情况下，人民币大幅升值，可能会导致经济从失衡至失调乃至走向紊乱，这是政府所不能接受的；另一方面，对于众多出口企业受到的冲击可能会是灾难性的。中国纺织服装总会预计，人民币升值一个百分点，纺织行业就要损失11亿美元。按照樊纲的观点，“汇率再调，也解决不了中国的贸易顺差问题。”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也认为，中国的蓄储率达到50％，而经济增长就由出口带动，内需和经济增长不成比例，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最大原因。

　　在既要保持贸易平衡，又要固守“货币主权”底线的情况下，化解中国当前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性失衡问题，摒弃传统的“地主”式思维方式至关重要。央行副行长吴晓灵今年6月12日发表言论称，在利用汇率缓解外贸顺差过高问题上，提高内需更为重要。而提高内需的关键又在于提高劳动者报酬，要让百姓手里有钱，并敢于花钱。大不幸的是，目前中国百姓的生存压力是前所未有的，原因正是他们没有稳定和可预期的与个人付出相匹配的工薪收入和社会保障。

　　相关资料显示，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劳工成本的平均水平是中国的20倍左右，就是马来西亚、泰国等也比中国的劳工成本高一倍，甚至连印度也比中国高出40％。西方人不但拥有较高的收入，而且还在享受着廉价的中国制造，使他们至少在表面上看上去比我们国人要自信得多。如果把通胀和福利因素考虑进去，中国大多数劳动者的工资水平绝不比改革前高。《中国青年报》曾援引分析数据称，目前中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例在全世界排名倒数第一，比非洲贫穷国家还低。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的劳动者报酬与GDP增速相比在全球属于最低的。中国制造中的劳工付出与个人收入水平的比较可谓“罄竹难书”。今年6月1日出版的《人民论坛》杂志就民众对当前工资的满意度及工资差距等问题进行的调查显示，对当前工资状况不满意的高达96.5％。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64.1％的职工年均工资没有达到平均工资。这里的猫腻在于，尽管不少劳动者仍然把方便面当作一种生活时尚品，但在国民收入统计报表中的分母作用却不可或缺。

　　中国经济增长创造的财富跑到哪里去了？这个问题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从近几年工业企业利润年均增长30.5％、中央财政年均增长18.6％和地方财政年均增长16.6％的数据可以得到部分答案；其次，从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楼堂馆所建设上的大手笔、出国游的奢侈以及刹不住的公车攀比和吃喝风中似乎也不难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稍早前的《华尔街日报》曾刊文称，中国政府是靠证明自己有能力让中国人民富起来才得到广大人民支持的。有证据显示，如果人民的收入得不到提高，后果将非常严重。中国的经济发展成果，只有落实到普通劳动者身上，才能体现出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才能实现公平正义这一社会建设的根本目标。

　　为劳动者涨工资和政府加大对全社会福利保障的投入是一把多刃剑。提高国民收入比总在人民币汇率和税收上折腾来折腾去效果要来得好。削减出口退税原本在国内玩儿的就是一种零和游戏。说白了，出口企业赚的就是财政退税这一块，出口退税归零后，企业所失正是政府所得。这种博弈明显偏向政府，而对企业不利。如果政府有足够的智慧，采取一系列富民政策、大幅提高国民收入应为上上策。有人说，现在是市场经济，都是独立核算单位，钱锁在“资本家”的保险柜里，政府的作用空间很小。其实这只是一个漂亮的借口而已。美国国会最近刚刚通过了一个将联邦最低小时工资从5.15美元提升到7.25美元的法案，附加的条件是为因部分行业涨工资而提高的企业成本实施相应减税措施。换言之，涨工资不仅仅是企业和市场行为，政府应有所担待和承担责任，绝不能总做那些只给政策而将自己应负的责任“让渡”市场的蠢事。

　　然而，正像我们此前常常讨论的那样，在中国，老百姓奢望在政府手里享受到些许的利己主义好处远非是个容易的事情。比如说，一项早就该取消的涉嫌与民争利的利息税政策，调整起来都如此困难，其他又谈何容易。英国《金融时报》近日刊文指称，“不管中外经济学家如何把人民币升值的效用说得如何天花乱坠，不管中国采取多少措施来减缓贸易顺差，也不管中国出台多少措施来启动内需，只要政府、企业、居民收入分配结构没有根本改变，贸易顺差、投资过热、需求不足都会像幽灵一样，随时将灵魂附体。”

责任编辑： 整理时间：2007-7-27 8:4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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